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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犯谬误:毛主义作祟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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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很呆的人。但是,做事情就是要讲究个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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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22 12:01:38 |显示全部楼层
西方被雾都重庆政治事件搞得云里雾里,在大叫“六四以来最戏剧化政治事件”之快的同时,闻风嗅到十八大前这几年、甚至这几月的“文革遗风”。3月18日开始,部分英美主流媒体将薄熙来事件同毛主义硬生生地绑在一起,大谈中国改革及中共前途。这些都是西方舆论固有的对华片面视角。这种浅尝辄止式的浮躁看法不应该成为西方主流舆论,因为薄熙来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毛主义”惹的祸。

  美国《新闻周刊》和《金融时报》等多家西方主流媒体18日至20日发文,蜻蜓点水式地将薄熙来事件同“毛主义”、“毛派经济学”“毛式人物”和“毛时代怀旧感”等直接联系起来,过度凸显中共十八大之前“文革再次来袭或文革余音绕梁”的论调。文章作者不乏政治、历史、甚至哲学领域的专家,但这些专家对中国政治生态的了解却夹杂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假如没有温家宝那天关于“文革及政改”的一席话,西方谈王立军及薄熙来事件的“文革色彩”可能就不会有当前这么重。

  西方“热处理”毛主义

  近年来,中共公开高调提及毛泽东思想(毛主义)的频率相较以往有所下降,更多的还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接替薄熙来的张德江3月19日也特别提到了这三条,而且还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中“说实话、办实事和求实效”。而“实事求是”思想也正好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而西方媒体唯独凸显毛主义的做法则和他们看待中共十八大习近平开始接权的出发点和基本立场有关。

  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经历过文革的领导人。习近平属传统意义上的太子党,其父习仲勋文革中受到迫害时,习近平才15岁,随后便前往陕西省农村公社插队。李克强也有类似文革遭遇,上中学时文革爆发,高中毕业后被派往安徽贫困地区劳动。美国人现在可以想象奥巴马(Barack Obama)曾在艾奥瓦州农场喂过猪,罗姆尼(Mitt Romney)曾在威斯康辛州农场修过拖拉机,因为这都只不过是个人为实现“美国梦”而进行的自我奋斗而已。但他们却难轻易想象习近平和李克强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文革磨难,认为中国公社大集体生活之艰辛是美国农场无法相比的。

  薄熙来及其家人也经历过文革,所以很难想象薄熙来在重庆力主的“唱红打黑”会将重庆、甚至中国引往文革之路。但是,西方媒体似乎存在这种“善意期待”。有人说“唱红”是口号化的政治作秀,“打黑”则是过度高调化的政治赌注。但是,如何解释市井传唱红歌的娱乐化做法?如何解释民众对“打黑”到位的大快人心?薄熙来“唱红打黑”本身没有错,但它要有一个“度”。

  对中共领袖个性“若痴即迷”

  西方一直痴迷于中共领导人的个性化表现,比如“霸气、超然与孤零”毛泽东、不倒翁邓小平以及个性鲜明的江泽民等。但是,过于痴迷于领导人个性化的解读,很容易令西方媒体迷失。但是对于薄熙来等怀有一定政治抱负的政坛明星,中共传统政治气候已不适合他们,因为他们敢于冒险,不愿在无声无色的仕途中等待升迁。

  报道重庆“唱红打黑”时,西方媒体常用“campaign”来描述这一“运动”,有时也用“movement”,campaign在英文中有为某种政治职位攻选的意味。movement则更侧重“运动”升级为“革命”(revolution)而成大气候的潜在趋势。这两个单词其实可以涵盖西方对薄熙来主政重庆所作所为的基本认识,即“进攻十八大”和“革命气氛”,这两点正是薄熙来没有把握好的“度”,才会导致其当今下场。

  薄熙来从一位政治新星,成长为一名政坛明星,离不开其个性化表现。但是,在一个极其强调思想行动团结一致的集体权力政治生态中,过于个性化的表现有可能被解读为明星化的故作姿态,以及“幕后权斗”的赤裸裸展现。为了防止报道迷失,西方媒体就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共领导人“个性化”表现,而不是随意“主义化”或“革命化”,以免偏离中共真实政治生态越来越远。

  拿文革勒紧“重庆模式”

  温家宝公开一句话,“薄熙来仕途被作罢”似乎已成为这些媒体窥视高层权力安排的最新证据。他们有的高呼这是中共罕见的公开不寻常举动,有的甚至认为是中共精英对重庆“唱红打黑”的不满。

  薄熙来以“唱红打黑”为旗号的“重庆模式”就侧重的是经济层面的发展,旨在解决温家宝“文革”言论中有关社会不公等问题。但是,在西方眼里,“重庆模式”冥冥中已被最抢眼球的“唱红打黑”死死套住,前者涵盖后者,但是后者则更能引发西方臆想,因为它尤其涉及社会和文化改革层面的东西,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而各种社会及文化风气都能被西方捕风捉影,难免出现借“唱红打黑”否定重庆模式的西方舆论。

  如果把此次重庆政治风波比喻为一场暴风雨,“王立军事件”就是发出明亮信号的一道“闪电”,“薄熙来遭免职”便是随后的“惊天炸雷”,是电闪雷鸣的交加,是这场政治风暴的高潮所在。但是,不能因为此次政治风波而彻底否定“重庆模式”,因为“唱红打黑”只不过是重庆社会经济建设当中的一个点,“唱红”也不是说要回到过去,大不了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而已。就今后而言,还要看张德江能否很好地继承和发展“重庆模式”。

  中共外宣工作有待改善

  西方谈十八大或中国政治改革真正应该关注的不是“毛主义”如何影响中国或中共未来,而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历史对中共政治的影响。只要中共一党专政不变,只要毛泽东头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西方有关毛主义的各种说法就不会终止,西方片面化促使中国政治改革的意图就不会转变。但西方能够真实了解中国的土壤还是存在的,只是有时它们的理解会偏离合理轨道而已。

  胡锦涛2012年1月1日曾发文警戒中共党员,外国敌对势力正努力通过文化影响力或文化霸权西化和分化中国。《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解读时直接认为,胡锦涛发起新的文革。其实,胡锦涛所言非虚,毕竟过去的1年有关“中东革命浪潮席卷中国”的西方炒作是存在的。而美媒的“文革”解读则再次凸显了中国“软实力赤字”的严重性。在这里,中共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做好外宣工作,发展和强化软实力。

  为了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掌管宣传工作的李长春10多年来一直在强调外宣工作的重要性。但相比其他中共官员,他更倾向于提及“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措词,很容易引起西方国家的负面化看法,这从propaganda(宣传)一词就可以看出。为此,中共需要调整宣传策略,逐步适应国内外舆论及国际地位变化,在强调“走出去”的同时也要注重“引进来”,并增加对境外媒体报道的宽容度和包容心,以此让西方更为接近和了解真实的中国,少些偏执的雷人报道。  


来源: 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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